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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151】朱晓晔:我的高考故事

老杭大2018-11-07 12:48:37

一定听说过龙井村这个地方吧?茶香四溢、钟灵毓秀。

我的高考故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那是我的外婆家。我10岁前的大部分日子都生活在那里。

外婆是民间故事高手。农忙季节上山采茶,外婆身边总跟着一群要她讲故事的人,遇到生产队论斤记工分,她们就大把大把把自己采的茶叶往外婆茶篓里塞;夏天晚上乘凉,我们家门口的道地,每天比生产队开大会还热闹,性急的邻居常端着个饭碗就来占座位。读大学时民间文学教材中几乎所有的故事,10岁前我就从外婆那里口耳相传,还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等等等,后来被母亲批评为“封资修”的东西。

外婆房间的板壁上,挂一帧黑白照:一个像是穿越了好几个时代的青年,戴顶在那个年代同样被定为“封资修”的学士帽。文革开始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这帧照片,直接就奔到了我家楼上。那是外婆一直引以为傲的外甥,在外婆个人的故事里,这也是娘家唯一还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所挂念的对象。关于照片的话题,自然成了外婆的励志故事。

1968年秋天,为了照顾刚上学的弟弟,我从龙井回到城里,插班就读小学三年级。家与学校隔着很大的一个街区,同班的同学们原先几乎都是一条街上玩大的,我每天低着头匆匆地去,又匆匆地回;而父母亲总是有那么多家庭以外的事情要忙......一如一只误入城中的乡下老鼠,陌生和孤独如影随形。

一开始,我们姐弟还是沿袭了听故事的爱好,弟弟逮着机会就会要母亲讲故事。母亲没有外婆的口才,纠缠不过,就把她自个儿偷偷藏着看的《水浒传》一回一回读给我们听,不过总是断断续续的,听完一回得三、四天,那进度让人觉得不过瘾。那时候学校的课是半日制的,不上学的时候,家里的卫生伙食全由我承包。一次整理房间时,发现母亲就把《水浒》藏在叠着的被子里。这下算是找到了打发孤独的玩伴,我试着自己阅读,先把母亲讲过的复习一遍,再试着刨去佶屈聱牙的诗句,把故事情节顺下去,渐渐地,就渐入佳境。于是,常常把搁在炉子上的饭烧得焦香四溢;父母因我的心不在焉焦急上火。到了初中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跟任课老师交换书看,而且不论古今中外。那段时间,物质生活的条件虽然与周边同学一样地贫穷,精神上的这种享受,则是以后很多年都让我回味的。父亲工作的便利也使我在那个本属文化贫瘠的年代,除了第一时间看到各种新出的电影,还见识了当时这个城市所有的舞台文艺形式,有属于大众的《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也有小众的名家表演,诸如昆剧《十五惯》、婺剧《僧尼会》以及评弹、相声甚至杭州地方曲艺小热昏,偶尔,还会有来自国外的演出。学校的黑板报、墙报上也常有我的模仿作品。

知道高考消息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这种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时光。高中毕业,在中河万安桥边的一家小工厂做临时工,八毛钱一天工资,杭州人称“八角工”。

穿一身被机油染黑的工装,每天蹲在厂门口,为模具里脱出来的拖拉机离合器盘清沙、上防锈漆。师傅是个刚生了孩子的妇女,一只眼睛残疾,总是边干活,边抱怨晚上奶孩子睡眠不足;一会儿又瞅准机会从兜里掏出双劳保手套,让我打下手,拆了给宝宝织衣服。厂里的工人多是五十年代末民政局安置的闲散人员,或者像我师傅那样无法上山下乡的社会青年。像我这类手脚健全的,很得领导和师傅们青睐。

一日,正站在万安桥上无所事事地看河景,迎面碰上中学历史老师:“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女儿早回家复习了!”

悻悻然跟着老师回到学校,但又怕丢了眼前的工作。晚上回家与父母一商量,决定向厂里申请不太有人愿意干的深夜班,晚上10:30到第二天早上6:30。那年头找工作并不比考大学容易,再加上这之前父母亲十几年一直滞涨的工资,除了抚养我和弟弟,还要扶养已经进入老年的外公外婆和奶奶。

厂长做了回大好人,他不仅同意我调班,还帮我调动了工作岗位,去工具仓库管工具。夜里领工具的人少,白天上完复习班,晚上能坐在桌边做作业,实在撑不住了,就趴在桌上眯会儿。

仓库不大,但大到成捆的钢材、小至各种型号的钻头螺丝无所不有。这回的师傅是个近六旬的驼背,脊柱弯得脑门几乎紧贴地面,同事们开玩笑说他最容易捡着钱。驼背师傅弯成一个球似地在黑漆漆的仓库里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有人来领工具,第一时间就能从某个犄角旮旯找了递过去。简单交接过后,我就与他一个白天一个晚上轮番着上班,逼得我也很快叫出了各种工具的名称。

虽然一切的安排都还近人意,但最初的复习,实在是茫然和杂乱的。

我的母校是个非常没有名气的小学校,简单把上半年毕业班时讲过的课程重复一遍后,老师自己也没了把学生送进大学的信心,让大家各自回家复习。

这时候,那些文革前有名学校的“高复班”却如火如荼起来。弄到一张杭二中的听课劵,授课的是母亲当学生时代的大咖。那天去上课,原本足够大的教室里已可以用一个“水泄不通”来形容。大咖脸上放着红光,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然后又慎重其事地在圆中的左下部点了一点,再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一个什么平衡定律。声音从前面攒动的人头中传下来,传到我耳朵里仅剩了时断时续的词组.....仅仅一堂课,就彻底打消了我考理工科的念头。

母亲一位当中学老师的同学带我去拜访他所在学校刚刚“解放”出来的语文名师。只记得老先生坐在一张破藤椅上,正顾自削苹果吃,手上的苹果皱巴巴的,脱干了水份,削许久也削不下皮来。他放下水果刀,从桌上拿起一叠像是小学一年级新生用的字块,让我一个个认读。眼里那种对我们那代不读书人的不屑,一样能够看得出来。

熬到初试了,考场是皮市巷里母校对面的杭十中,隔不远就是戴望舒当年写《雨巷》的地方。我们一个班大约有十几个女生参加考试。作文题《赴考》,我就把这天一早路上的所见所想写了进去;中午从考场里出来,考试结束的铃声还没响,一位性急的同学已经在走廊上喊“区歌”,我一听会意,连连庆幸自己没有把加点的字注音一题中“讴歌”的“讴”读成“区”。午饭后,有泄气的同学提出不考算了,一起去爬城隍山。我因为有这个“讴”打底,又想到半年前一次高中数学考,除了最后的椭圆没画圆,整张卷子没一个扣分点,没有动摇意志跟了去。另一位同学因为害怕大人知道了回家挨揍,也没敢跟了去。

初试后又回到上班模式,只是丢了那个管仓库的美差,重新被分到车间里。理由是我在仓库当班的那段时间,因为打瞌睡,仓库很多时间都处于自助状态,丢了游标卡尺一类不少值钱的工具。不过除了换岗位,从厂长到师傅们都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原谅了我。

初试发榜的那天,班主任径直冲进车间里,顺带着连后面的复习假也帮我请了。那个初试时怕挨揍考完了全场的同学,也进入了复试。

这次的复习是全天候的,目标也锁定了文科。时间只有半个多月,除了语文、数学,历史课在高中阶段开过一段,但真称得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最最知道的就是方腊起义了,后来考卷上出现的“黑水党”,因为是发生在浙江的事,老师上课时不经意提过一嘴,我们也在无意中记过那么一点点。地理就全抓瞎了,中国地理,勉强上过几节课;世界的,除了五大洲四大洋,连哪国在哪都弄不清楚,好在这两门课加起来才一张卷子的分!能够得分的,还有政治卷,考的除了常识就是时事,这对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称得上童叟无欺。复习的日子,父母下班回家经常会带来一些同事们不知从哪里收集来的练习题,老师就更不用说了;一位只知道住在我家楼上,平常见面从不打招呼的邻居,专门敲开我家门,送来一叠学军中学的复习资料。对面中医院的两位医生夫妇,还主动成了我的保健医生,一有咳嗽头疼,就赶过来送医送药。

全省统考的考场在杭州第六中学,离家有点路,我曾经作为校篮球队队员去那个学校打过球,骑个自行车也就过去了。语文卷的作文题是《路》。那两天天很冷,我穿了外婆缝制的丝棉袄,脚下也是外婆手工做的布棉鞋,对着考卷,我就想起了外婆家门前那条窄窄的山路。

再后面的故事就有些模糊了。依稀记得,体检的时候有个指标看不懂,化验员在体检表上画了个“+”,回家的路上一路忐忑,走到家门口碰到刚刚下班的隔壁阿姨忍不住说了,她一个劲地劝我:放宽心、没关系;填志愿的时候,我不知天高地厚,就想专拣自己以为高大上的名校填,路过学校图书馆,那个平时不苟言笑的图书馆老老师专门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慎重其事地交代我:一定要填上杭大中文系。

春节过后的一天,传说招办已经开始发录取通知书,我从早上等到下午,一直等不到消息。父亲下班回来说他同事的儿子已经拿到了了录取通知书。我和我的同学先是猜测:会不会被人家后门开走了?后来想想无奈,干脆一起去看电影。 那天后来到底看了什么电影,我们俩都真的一点记忆都没了,抑或当时就没心思看进去。

第二天一早,班主任老师跑到我家通知去学校领录取通知书。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居然第一批就一次考取六个!老师们奔走相告,这成绩在当年,绝不输给声名显赫的杭二中。

 我就这样被录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母亲托人买来一大包北京产的虾酥糖,我背在身上,逢人就发。工厂、学校、邻里,这一路走来应该感谢的人实在太多,真不知道怎样谢他们才好!

当我去龙井把消息告诉外婆时,外婆的神情喜悦中一直带着一丝忧伤:“好是好,就是将来又要走去远方。”报到的那天,父亲上班顺道用自行车先把我的行李驮到了系传达室,我乘10路车到下宁桥,沿西溪河下走到中文系所在的省总工会干校。 乍暖还寒,柳色正好。

办完入学手续,正打算回家,同一寝室的老三届同学----二姐陈娟芬,挑着一担行李推门进来了,一头是两个硕大的樟木箱,另一头是被褥、脸盆以及书藉等等,第一感觉是她把整个家都搬来了。

第一次正是从她那里,我听到了不一样的高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