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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谈大跃进真相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2018-12-15 13:15:50

  我生于1946年,大跃进开始时还不满十二周岁。

  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劳动,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各种事情很多。

  宣传总路线、宣传大跃进,宣传人民公社。

  宣传除四害、讲卫生,参加打扫卫生、掏阴沟和除四害运动,打老鼠、打苍蝇,熏蚊子,打麻雀。我们复兴西路原来蚊子很多,在那时竟把蚊子打完了。二十几年没再见到蚊子。1981年回家探亲时才发现蚊子又回来了。

  有人说那时上海打麻雀,虫子把复兴中路的梧桐树都吃完了,那是瞎说。我家就住在复兴西路三十弄,复兴中路一走就到,常去那儿,林荫道一直在。六十年代《宝葫芦的秘密》就在那儿拍的。八七年我回上海,梧桐树已长得极粗大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麻雀看成害鸟,那时的唯一罪行是事情做多了。如不是那时大规模打麻雀,麻雀还翻不了案。也许注定麻雀要受一次大劫难才得平反。

  炮轰金门马祖时,我们参加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在街头演出。声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声援日本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欢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台。

  大炼钢铁时,我们年龄小就捡废铁,收集破碗和其他耐火材料。现在电视说到那时的高炉,都没有人高。这自然是那个时候拍下的。年轻人见了大概以为那时高炉都是如此。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没留下什么印象。要知道那时代表性的高炉,最好还是去看电影《五朵金花》。不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小高炉,是用香烟罐头做的。炼出的铁只有一颗珠子大。那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杰作。见诸于少年报,表扬他的积极性和热情。不知为什么,不用它作为那个时代代表性的高炉?

  我也和那个孩子一样做过可以令高贵的先生发笑的事。原来我在校园的一角泥里埋下了几根废大头针,当听到大炼钢铁,叫我们收集废铁的号召时,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大头针刨出来,这是我捐献的第一批废铁。今天公布出来就让高贵的先生们去作为笑料吧!

  办人民公社时,上海的学生发起了一个捐献拖拉机运动,大家收集各种废品,如废纸、废玻璃等,卖了的钱买拖拉机,又利用了废品,一举多得。这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前。即1964年。

  办幼儿园时,大家制造玩具捐给幼儿园。

  我们又宣传扫盲,而我妈则参加扫盲运动,教没文化的邻居识字。

  我们到工厂去劳动,亲眼看到工人干劲十足。比如上班时,车间里有一个钟,工人总是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现在人们大概以为是等着下班吧!其实完全不是。工人们是在看,刚才我做那个用了多少分钟多少秒,现在这个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没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个还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谓争分夺秒。工人们还大搞技术革新,我也搞过技术革新,可是一个也没成功,下面再说。

  工人们都是没日没夜地干。那时候,有的人把铺盖抱到厂里来,困极了就找个地方卷着睡一会儿,饿极了就吃点东西。其他时候都是干活。以至于中央要下指示,提倡劳逸结合。这种由朝廷下诏,号召大家注意休息的事,是古今中外从未见到过的。

  许多人医生开了病假,把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车间。以至于党书记要带着医生到车间里来“捉拿”病号。医生“揭发”,这个人体温三十九度,那个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书记训话:“你这身体,怎么能够上班,更不能加班,还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赖”就“赖”。书记只好派人将他们“递解”出境,还得送上公共汽车。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车,又溜回了车间。有的时候,书记给大家送茶、送毛巾。天热时,看到有的工人满头大汗地干,给大家一个个打扇。工人们废寝忘食,领导和炊事员一起送饭到车间,亲自递到工人手中。

  所以在那个时候,整天敲锣打鼓报喜,许多人技术革新成功。诸如一个原来手工劳动的厂,一星期实现了机械化。十几天高楼平地而起。一百个小时建了一个车间。我们绝对相信。

  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每天我们还没醒,父亲就去上班了。晚上又很晚回来。我父亲和我们一样,除了上班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还要参加下车间劳动。

  他负责工具仓库管理。按当时要求,服务到车间。主动把工人们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所以尽管那个时代一过,不提倡这样做了,但我父亲对那个车间、那个小组、那个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工人们还未来,父亲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领,我父亲也一看就知道。马上打电话问,没人能够冒领。

  除此以外,我父亲的厂——上海量具刃具厂,原来是由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他们留下的是一堆烂账。我父亲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这几十本烂账理得清清楚楚。没少一分钱的东西。——只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来路,我父亲为此查了好几年未得结果。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时竟然为此吃了冤枉官司。——这个不谈了。

  那时工厂都在为提高质量而努力。上海量具刃具厂决心游标卡尺在质量上赶上英国。就把各国的游标卡尺拿来比较。日本最差,拉七万次就出现误差。我们十几万次。英美二十几万次。经过工人们努力,终于赶上了英美,也达到了二十几万次。瑞士的最好,四十万次还未出现误差。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赶上。父亲说到前者总是很高兴,说到后者又总是很感叹。

  学生们还下乡劳动,我们年纪小,没让去。后来大家坚决要求,就让我们参加了上海长风公园的劳动。那时叫做碧绿湖公园。预定一星期,后因寒潮降为三天。但是长风公园的银锄湖我们参加开挖的。铁臂山有我们堆的土。广播里表扬了我,我那时候小小年纪,居然一顿要吃五两饭。

  国家又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我们参加植树。还参加了“绿化近卫军”。保护树木。

  由于加班加点的人很多,为了使他们家里能正常生活。我们还到陌生人家去帮他们打扫卫生。比给自己家里做得更有劲。

  不过也有人到我家来给我们服务。那时上海统一电网用220V,工人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得又快又热心,走时收拾干净。另外房管所又派人到我家来给地板打腊,给墙壁粉刷。那时家中只有我妈在,他们帮我们搬家具,粉刷后打扫清洁并把家具搬回。他们是如此地热情,以至于不小心把一个小摆设,一只松鼠打落在地尾巴打断而未发觉时,我妈急忙把它藏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后就会提出赔偿,而我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他们赔偿。后来尾巴由我父亲粘起,在我家又摆了二十多年。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那时提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到处都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我妈自然得带头参加里弄生产组。还得去动员不愿参加的人出来。这到后来还是被人们说成是好事,不知为什么有人一口咬定是1957年并说1958年就业困难。

  由于人人都在忙,所以办食堂时,我们在食堂里搭了伙。完全是自由的。公正而论,办得不错,但是与自己煮比还是稍逊一筹。1959年我家安装了煤气,就退了伙,没人说不准。当时中央有十四字方针“粮食分配到户,搭伙自愿,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上海是做到的。1960年下乡劳动,农村食堂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也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但是1970年我到了南充,厂里的食堂还是强迫的。谁不吃就把他的油和副食扣下了,还振振有词地说“你自己不来吃也”。现在食堂完全垮了。

  上海还搞了无人售货商店。象现在超级市场那样,货放在那儿各人自己取,但一无保安、二无摄像机监视、三不在出口付款,而是放一个箱子各人自己凭觉悟往里面投币。如在现在只怕是一抢而空了,但当时90%以上货是付了款的。文革中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因为还有一些人拿了货不付钱,使商店办不下去了,因此也不算冤枉。但我觉得当时办这事的人并没有恶意。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人见人惯的。有了困难很多陌路人会来帮助。

  有人说那时工人农民都是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我实在不明白,这算什么样的奴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南充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们厂里的工人说,每天上班时间没到,早已做了一大堆生活了。比其他时候一天做的还多。

  那时候还举行万首诗运动,我做了一百首诗,数量上在班里不算第一,但是得了第一名。老师说我的想象力丰富。其实我不过是看过《西游记》,把《西游记》都写进了诗里。我至今还记得一首。标题为《熏蚊子》,如下:

  悟空忽见火焰起,忙问罗刹借铁扇。铁扇公主摇手把话提。这且不是火焰山,而是人们熏蚊子。

  后来看到一本大学教科书,反对那时的诗。但没说出什么理由。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然后说那个时代的诗“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这首诗历来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可是大评论家们没给我说出个之所以来。看来只有把这首诗改了。

  天上有玉皇,地上有龙王。我是玉皇的仆人,我是龙王的奴隶。面对三山五岳挡道,我跪下了!

  大概那个样子就好了。

  有人说那时毛主席不让学生读书,光让他们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那是瞎说!我们的学习根本没有拉下。事实上还搞了很多的学习运动。改进学习方法。学生们互相帮助,研究怎样学得更快更好。提倡自学,提倡预习。我代数的“分式”就是自学的,到老师教时已经会了。我们还搞了许多科技活动——简直成了风。事实上我初中的成绩比小学高得多。(我1958年下半年进入初中)我们上海还把初三学的化学,提前放到初二来学了。还有人在试验小学三年级学代数,虽然不妥,毕竟说明那时根本不存在不准读书的事。

  除此以外,我们还学了许多乡土教材。比如沼气就是那时学的。书中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地下打天然沼气,另一个是搞沼气池,用粪便制造沼气。各地根据自己情况选学。我们上海主要是从地下打沼气,就学这个。可另一个我自学了。不过几年后,听说搞沼气池也是浮夸风,必须下马。上海打沼气也停了下来,但是六九年下乡时,有个生产队,使用沼气已有十一年了。

  到了八十年代,忽然听说我国的沼气事业是由一个地主搞出来的,他用塑料袋收集沼气,真是感到莫名其妙!我自学沼气池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塑料袋。

  我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原来我国大学用的都是苏联的课本,自己的课本就是在那个时候编的。原来学习苏联每天要上十几节课,完全是满堂灌,我们自己改为一星期二十几节,其余让学生自己学,成绩反而提高。

  那时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无论做什么事都似乎有使不完的劲。那时做的事情实在是数不胜数。当然,不做事的人最好,绝对不会犯错误。而站在一边指责别人的人更好,不但轻松,别人错了,还反衬出他正确了。

  现在一提起那个时代,似乎就是浮夸风与共产风,有没有?——有!大家知道尤其在农业上更是突出。

  我1958年9月才满十二岁,那时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所以我们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是不久以后,就感到怪了,报上出现了十万斤、十几万斤,口气却和原来大不一样。原来是头版整版还配了宣传画,后来十万斤、十几万斤却放在其他版,只占一角落,而且只是表示有这样的消息,没有喜庆的样子。

  ——那个时代,使我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报纸的编排。就是从那时起,我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有一次我家进馆子吃饭,我看到一张报纸就随手抓过来看了起来。父亲为此还专门发表了一番议论。当时我还感到奇怪,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后来当我看到许多高中文化、大学文化几十岁的人,却不会读书看报,就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赞扬我了。

  不久以后,听到大人们在说,原来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说是有人写信攻击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斤,北方500斤,而我们已达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

  “谢天谢地”我绝对没记错。

  不仅我父亲在这样说,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尤其使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

  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这一消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

  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做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我们无法接受。

  但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彭德怀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但是答案很快就来了。

  我们上海市黎明中学的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吴××(女)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才当国家主席。

  不但我们学校如此,我父亲单位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人也都说他们的领导是这样传达的。

  更详细的说法是,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

  但是都没有中央文件,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就好像1972年普遍传达说,林彪他们认为毛主席要选张春桥当接班人,但是我们知道,先是王洪文,后是华国锋当第二把手。

  我还是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好像有了电脑,就必然会有黑客与电脑病毒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使用电脑。如要以黑客与电脑病毒作为使用电脑的罪行,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要记住,不管以前还是将来,除非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要做事总会有这样的鸟飞出来。不管做什么事都免不了。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假洋鬼子。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人们真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那就应该把具体做的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不要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还有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是了。

  其实对于浮夸风真正气愤的是我们。我们在辛辛苦苦干,他们却在吹牛。

  那时工业中有没有浮夸风,没有农业严重但也不是没有。

  我父亲厂里领导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工人们称之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

  说到浮夸风,与我还有一点小小的牵连。我到工厂劳动,看到工人热情很高,也提出了一个技术革新。可是老师心太急,因为要搞大跃进展览会,还没有成功,就拿去展出了。这原本与我无关,可有些人出于不同心态,就说我还没成功就先吹了。我还想把这事做到底,但是我们学校不再安排在那个工厂里劳动了,老师也不热心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60年学校养猪,我除了积极收集饲料外,还到养猪场去观察,想搞技术革新。在我想来,饲料必须用传送带送。然后用一个由很多刀组成的切饲料机来切。我画了图纸,送到养猪场去。那天正下着雨,我冒雨去又怕把图纸打湿了,就捂在衣服里。到了养猪场,我把图纸放到那儿,因为下雨就没说什么就走了。我想象中应该找我来商量,可一直没有回音。不久,养猪场搞了个切饲料机,我急忙去看,这时发现自己的设计有问题,饲料切了以后还留在那儿,以下就不能切了——于是我明白了,无怪乎他们不和我商量,原来他们搞的先进,而我的有毛病。

  ——十四岁的孩子多么天真幼稚可笑啊!不过那时技术革新的确还在大搞。那个切饲料机就是例子。

  如果要举失败的例子真是成千上万。比如自动卖邮票机吧!有时丢进钱出不来,有时出两张。要人伺候着,比不用机器还费工。我们学校搞由电钟控制自动打铃,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又乱响,失败了,钟面子也弄坏了,只好用纸板画一个代替。所以如谁要嘲笑,有的是笑料。不过毕竟我国有那么多事业是在那时开创的。

  如谁一定要搞个大跃进笑话集,我这儿就提供了好几个例子。

  工业上软数字,如搞了多少技术革新,多少成功,是有夸大的。硬数字,如产量产值一般没法浮夸,因为毕竟是要你交出去的。

  钢产量就是没有浮夸。八十年代的学生教课书说:“钢只生产了800万吨,却说1100万吨。因此是浮夸。”这话才是夸大其词!什么叫浮夸?说假话才是浮夸。在钢产量上从没说过假话。当时是这么说的,钢产量是1108万吨,其中有308万吨是土钢,洋钢800万吨,比1957年535万吨增长了49%。哪一个字是假的?不考虑土钢,增长49%已是超高速度了。后来土钢不再计入,1959年达1300多万吨。1960年达1800多万吨。

  有人说那时谁如说土钢没有用,是要挨整的。这——至少我没遇到。五八年底,叫我们写思想小结,那是我第一次总结自己思想。我就在小结里说,炼的土钢没有用。不但没有任何人找我麻烦,甚至没人跟我说,我这话是错误的。我这话本来就不错嘛。——你看我还敢于写进思想小结,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恐怖气氛。我不知道我这小结是否进入我的档案。否则说不定现在还在里面。我倒真想看看那时说过哪些可笑的话。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会发现,我是要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好,希望提高土钢质量,不是要打倒大跃进与大炼钢铁。

  到了文化革命时期,我看到了《党内通信》,而且有了一本。内容与我1959年听说的相同。可惜后来遗失了。不过与我今天公布的不一样——至少我的记忆里是如此。要短得多,而且据我记忆是1959年5月写的,而这份是4月29日。不知为什么,这儿也有“谢天谢地”,不是我记错了吧!

  今天公布的那份我以前也看到过,内容大致记得。只是不知道名字也叫《党内通信》。不过我曾听说毛主席《党内通信》有三封,不知有没有搞错?如确实三封的话,希望有的同志能够公布出来。让大家见见。

  文革中,我见过毛选第六卷目录,别的都不记得了,但《党内通信》赫然在内却是牢记不忘的。不过目录中只有一个,不知是确实只有一个《党内通信》,还是三个编在一起,还是两个用的其他名字。

  但不管我是不是记错,现在我公布的这份《党内通信》一样说明问题。

  后来许多人都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我想每个经历过那一时期,不是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也不是得了健忘症的上海人都应该出来说公道话。但是不是每人都愿说公道话的。

  在四川南充,我问了不少党员,长期以来答案都是从没听说过。而且许多人一口咬定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

  不过,作为GCD员,经过了文革,还是没听说过这事,实在是个耻辱。因为文革中南充造反派给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列的罪行里,多次说到他不执行《党内通信》。信不信是一回事,党员应该关心政治,没听说过实在不应该。可这《党内通信》实在是有的。我发现,有的人是确实不知道,有的人却是根本不愿听,就是知道也存心要说没听说过。

  八十年代听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要旗帜鲜明地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会上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可不少人却说:“谁能把他开除党籍?”好像做了第一把手就不会被人开除党籍了。

  可是今天我终于又见到了《党内通信》,现在发表在这儿。那是在1967年3月,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大红卫兵团,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编印的。可见在四川也不仅南充的造反派知道这件事。

  文章发表在这儿,会不会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呢?会不会有人说,因为这是出于造反派手里,因此不足为据呢?也许有的。但是我想,从1959年过来的人还没死完,希望当时听过传达,甚至手里有这份文件的人出来证实。

  话也说回来,证实了又如何呢?有的人,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他们还会宽容点,不过一笑了之,但正因为事实,他们只能更愤怒了。气,气得不得了,话却说不出来。我是准备帽子、棍子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的。

  电视剧《上海一家人》出来后,南充人都以为上海“背米”是偷日本人的米,而且可以发大财。我很难过,写了篇文章投《南充报》可人微言轻,没有回音。毛主席110周年诞生,我在南充网上发了纪念文章,很快就删了。这次我发的《党内通信》是毛主席写的,人不微,言不轻。但愿不要删了。不然人家会说,1959年搞浮夸对群众封锁,现在不是大批浮夸风吗?为什么还要对群众封锁?你们对浮夸风最最深恶而痛疾之的人,为什么与实际搞浮夸的人行为如此一致?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附:

          给基层干部的信         (党内通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注:一)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注:二)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注:三)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注:四)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进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就好了。(注:五)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六)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注:七)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注:八)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注:九)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注:十)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地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注:十一)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注:十二)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注:十三)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注:十四)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注:十五)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注:十六)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注:十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一)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是“教唆”农民抵制当时的瞎指挥风。当时有些干部不管实际情况,不问下情,给下面群众乱下指示,硬要群众执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最坚决地反对这股瞎指挥风的。不料后来有人硬把这股风派在他身上。

(注:二)

  那是反对浮夸风,当时不少干部吹出亩产一万斤,三万斤,十万斤,十几万斤的“卫星”。不过一般是一分面积的试验地。大面积,则是一千多斤、二千多斤甚至更高的产量。这一罪名后来也栽在毛主席身上。其实毛主席一贯地不相信,也反对这种浮夸的。

(注:三)

  当时有人搞试验田,密植程度到了种子撒下去,田里黄澄澄的一片。并把反对这种做法的人说成“右倾”。看来毛主席是右倾定了。

(注:四)

  这也是反对瞎指挥风

(注:五)

  这是对干部的要求,要他们脚踏实地,不要瞎指挥。而且在毛主席看来,究竟密植多少,那时根本没发决定,谁也没有发言权。只有经过几年试验才能了解。“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是说要因地制宜,深入了解实情,不能凭自己灵机一动。注意“比较科学”、“实际可行”八个字。

(注:六)

  针对当时有人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而发。不料后来这一说法也说是毛主席提倡的。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柯老提出的。实际情况是,有人提出这一口号,柯老虽未加以彻底否定,也认为片面,又补了一句“鼓足干劲搞生产。”后来这笔烂账就扣在他的头上了。真正提出这一口号的反而逃之夭夭了,而且似乎他们才是反对“放开肚皮吃饱饭。”的,自然只有罪过才需要推给别人。(柯老:柯庆施同志,当时为政治局委员,华东局与上海的书记,一九二零年受李大钊同志委托,组建CY,是党内最老资格的成员。不亚于一大代表。电影《开天辟地》花很大的篇幅写旅欧支部,对CY却一笔带过,只是让邓小平出来说了一句:“我算一个”他是一九二二年才参加CY的。电影《大浪淘沙》告诉我们,CY仅次于CP,和GCD是兄弟关系,而且这个老弟比大哥年龄还大。后来全部转为GCD员。毛主席也曾是成员之一。所以他算在1920年入的党。)

(注:七)

  可见,毛主席并不认为当时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而在五八年底,有人就一口咬定由于粮食大增产——他们认为已有一万多亿斤。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

(注:八)

  明确地说反对说大话,唱高调。——但这不妨碍后来有人仍然硬要把说大话,唱高调归罪于他。

(注:九)

  我们中国1958年有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吃饭已经不是大问题的人,现在这又不吃饭的活神仙,嘲笑“土里刨食”。鄙人是个大俗人,不得不靠土里刨出的食来活命。不过那些不吃饭的活神仙,似乎消费的粮食和靠粮食喂大的畜产品比我多得多。

(注:十)

  有人由于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提出以后要少种地,把大批的土地开辟为花园。我在那时就亲耳听到有人说过。当然,我听说的人都是小角色。就好像现在在我耳边发出“是毛搞浮夸”的噪音的都是小角色,但决不等于上面没有人带的头。

(注:十一)

  从这儿看到,毛主席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当低。不知算是右倾还是算小生产方式?

  注意:“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我国的插秧机研究就走过一段弯路。上海研究插秧机时,有人就是不支持。只有柯老支持。后来样机到广州去试验成功。这时柯老在北京。有了成绩就谁都想要,当初反对的人听说成功了,马上下令生产五万台。可是生产出来的机器不能用,大多报废。那些人又缩回去了,这下罪过又必须推给别人,于是说柯老:“都是你支持的,你负责。”六一年就下马了。六二年,毛泽东提出了可恶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当初搞插秧机的人就要求平反。后来终于找出原因,当初的样机是用干木材造的。成批生产后,用的是湿木料,不久变了形。到了十年浩劫的极左时代,插秧机终于开始推广。不过据说已被小日本盗走了,并得到了专利权,我们中国生产反而侵了他们的权。

(注:十二)

  再次反对说假话。

(注:十三)

  指:水(水利)、肥(肥料)、土(改良土壤)、种(培育优良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保)、工(农用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是毛主席提出的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

(注:十四)

  “一吹、二压、三许愿”:一吹:指吹牛,造夸大的数字。二压:指逼迫下面夸大数字。三许愿:指以给好处诱使下面夸大数字。

(注:十五)

  有人对毛主席的做法,包括写和下令传达《党内通信》,说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提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不料这在后来成了毛主席搞浮夸的“证据”。理由就是他说了“干劲一定要有”。不知是不是改为“干劲一定不能有,假话一定要讲。”就更好些?有人就是这么做的呢!

(注:十六)

  当时那些搞浮夸风、瞎指挥风的人,似乎已经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唯有自己才最正确。可在毛主席看来,认识水平还很低,“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须再过十年,才“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而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在现在,事后诸葛亮们也许会在毛主席这篇《党内通信》中,用放大镜找出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等的“根据”来。有什么办法呢?在当时毛主席可是最最“右倾保守”的了。

  人的认识不能没有个过程。毛主席意识到自己这一不足。可见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只是到六零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才跟外国领导人说,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因此目前还没有什么长期的设想。”不过到了三届人大后,毛主席已经有了规划了,那就是到2000年,分两步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其第一步七十年代已经在我国实现了。

(注:十七)

  在那个时候,有人是要当“大跃进的化身”的,是比毛主席更坚决的促进派。毛主席也就只好下定决心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了。后来忽然认为大跃进失败了,那就赶快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大跃进不是他发动的吗?于是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这个屎盆子必须赶快扣在他的头上。不由分说。

  这有人肯定存在,是谁,我可不能乱说。不过文化革命中说是刘少奇。当然这是十年浩劫的冤假错案,决不可以相信。

  至于柯老的对立面就不提也罢。谁有资格能与他抬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