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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简史概述

玉才书画2019-01-11 04: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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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简史概述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我们的汉字,从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由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各种形体逐渐形成。在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

  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创造了文字,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绳汕仰韶村发现,故名。近40余年,又陆续有许多发现。1954年在西安半坡仰韶遗址,又出土了很多陶器,其口缘外往往刻有不同的符号。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地区也发现了仰韶文化的文字符号。

  经考征,这些符号即是简单的文字,有的已经释出。至于大汶口陶器文字图的文字则是意符“热”字,已是合体图画的会意字。太阳烤得下面起了火,就是热。有人认为这些符号就是“结绳而治”以后的“书契”。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图画文字);表意文字,(字体表示语言中的词或词素);表音文字(拼音文字)。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

  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于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唐代的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的《书断》、《书仪》及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都被后人奉为准则,对后世书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等名家。书法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出现了如:《墨池篇》、《书史》、《宣和书谱》、《翰墨志》、《广川书跋》、《法书考》、《翰林要决》等理论著作。给当时及后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的文样和理论的指导。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时,每以“帖学”、“碑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至今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相继产生。

  明清的书法作品如同绘画一样传世、遗留的较多。当前见诸于市面上出现的也较多。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至迟从魏晋以来,一直被历代宫廷和民间作为艺术品珍藏起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但在流传中竟出现了作品的真赝问题,困惑着收藏家、鉴赏家。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赝品的官案。明清时,由于部分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先后发展起来,书画的需求便日渐增多,明间制造赝品便应运而声。什么“苏州片”、“河南造”、“湖南造”、“后门造”,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也是困扰收藏家、鉴赏家难题所在。明清的作品虽然流传很多,但里面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也大有其作。因此,对于当下艺术市场中的收藏家、收藏界来说,购买、收藏这部分作品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一):先秦书法

先秦是中国书法的初期阶段,先秦书法可分为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商、西周时期书法中国书法是在汉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产生的。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的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商、西周时期的书法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甲骨文商、西周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文字是记录当时占卜的内容,故又称卜辞,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荣发现的。至今出土已有15万片以上,其文字属于商代后期。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地区,又出土西周早期甲骨17000多片,除少数有文字外,大都无文字。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龟甲兽骨都很坚硬,上面契刻的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和富有立体感。有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的感觉。也有的甲骨文笔画比较粗壮,出现弧形的线条。甲骨文契刻时的轻重疾徐,在线条上都能细微的反映出来,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这些风格上的差异,也是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那些书写契刻甲骨文的巫史(卜辞中的所谓贞人),无疑是当时的书法家,像著名的《大骨四版》、《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见彩图《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四方风名刻辞》、《宰丰骨匕刻辞》、《鹿头骨纪事刻辞》等甲骨,都是含有艺术素质的精美的书法作品。

  金文商、西周的金文(旧称钟鼎文)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字资料,在书法上有着与甲骨文不同的艺术特色。根据《左传》、《墨子》等书记载,中国在夏代已经开始了青铜的冶练和铸造,在商、周两代发展和形成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始于商,盛行于西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现在称之为金文。金文一般是铸,少数是刻。金文的铸作是先把文字书写在软坯上制成范模,然后用烧熔的铜液浇铸。在金文刻范和铸的过程中,对原来书写的笔画虽有所损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显示书写时的笔意,字画丰腴,体势凝重,有极高的艺术性。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就出现铭文,铭文很简短,一般为二三个字,多为族徽。这些族徽文字,图画性很强,比甲骨文保留着更为原始的因素。到商代晚期才出现了几十个字的铭文,但十分罕见。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小臣缶方鼎》、《帝辛四祀缶》等。商代金文的字体与甲骨文相近。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行款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西周的金文最有代表性。西周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商代,铭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字数逐渐增多。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铭文,内容十分广泛,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及颂先扬祖等。西周金文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铭文仍很简短,常为族徽和器主姓名,犹存殷商遗矩。后来铭文逐渐加长,如武王时期的《天亡簋》、成王时期的《眉县大鼎》、康王时期的《大盂鼎》等。早期金文,笔画还有显著的波磔,但行款渐趋齐整。尤其是《大盂鼎》用笔方整,行款茂密,气度宏伟,是西周早期金文的典型。中期,自穆王始不仅铭文更多长篇,金文的书风也有了变化,笔画已少波磔,肥笔很少出现,笔画粗细划一,均匀圆润,布局完满,文字十分规整。如穆王时期的《静簋》柔和隽美,恭王时期的《墙盘》谨严端整,孝王时期的《大克鼎》舒展遒美,都是金文精美的代表作。西周中期金文字形已有较大的简化和线条化。晚期,金文已发展到高峰,夷、厉、宣、幽诸王时期的金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局面。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字画草率,字形扁平,体势□侧,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用笔纯熟,字迹秀劲,铭文多达490,皇皇巨制,为西周金文之冠。另一件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字呈长形,横竖成行,雍容秀丽,疏朗整齐。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金文的形体,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金文,较之商代的甲骨文,西周早期的金文已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象形的笔意减少。笔画分布讲究均匀对称,波磔已消失,多用粗细一致,首尾不露锋芒的玉箸线条。行款已横有列,竖有行,字形多为纵势,与后来的小篆相比,结构仍未完全定型。一些字的笔画增减,偏旁部首排列的位置,依然还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的字结构上显得更为繁复。所以《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认为有可能是籀书。史籀是周宣王时人,他写的一本字书称《史籀篇》,书上的文字,被称作籀书,亦即大篆。籀书作为当时教学童的识字课本,应是对以前使用的文字有所厘正和变革的新体,是西周金文已臻成熟后的产物。这种新的体势,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金文,并成为王室器物上使用的标准字体,在书法风格上也出现迥异于前的面貌,流风所及深深地影响到秦地的文字和书风。至于籀书是否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史籀是否为人名或有无其名,现在仍有争议。但西周晚期金文出现了新的书风,无疑是事实,值得进一步探讨。

  春秋、战国时期书法此时王室权力衰落,列国的青铜器物增多,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已趋简率。铜器上有铭文的较少,无铭文的很多,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春秋初期的金文与西周晚期金文很相近,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不远。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有特色,并带有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郭沫若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春秋中晚期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像《鄂君启节》(见彩图鄂君启节(战国))、《曾侯乙墓编钟》和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在战国中晚期,器物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铸刻在器物的明显位置(与商、西周铭文铸在器物腹内不同),起到了装饰作用。春秋战国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应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粗细划一的线条),圆润柔和,像《功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曼□》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型。

  商代的文字多见于甲骨,西周文字多见于青铜器(吉金),甲骨文、金文都是以附着之物来命名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则不同,文字的记事材料更为丰富,字体也更为多样,已很难再用文字附着的器物来命名。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一书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写照。

  刻石文字中国古代刻石文字始于何时,尚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都系后代伪造,如《岣嵝碑》、《坛山刻石》等。目前可信者唯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著名的石鼓文的年代,仍有很多争议,现在一般倾向于是战国时物。此外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刻石《河光刻石》有219,是研究战国刻石书法的珍贵资料。石鼓文是秦国的石刻文字,内容主要是歌颂田原之美和游猎之盛的四言诗,分别刻在10个鼓形碣石上。石鼓文的字体被认为是属于籀书系统,是周代金文向秦代小篆过渡的形体。

  墨迹墨迹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墨迹,如《沁阳玉简》即是盟书。1966年在山西侯马,1979年在河南温县又发现了大量的盟书。盟誓是春秋时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是诸侯或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书上的字,笔画起笔见方,中肥末锐,笔锋显露,用笔粗细有致,率意自然。这些盟书上的字,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简》一书集录的字体十分相近。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见到了用类似毛笔描绘出的图案。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从“聿”的字,聿是手执笔的形象。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下的笔写字迹,都表明中国很早就有了毛笔。然而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中期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楚墓中出土的。长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商、周时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的。毛笔的弹性能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重要因素。

  战国文字战国时期,随着七国割据、各自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现的文字异形的现象。一个字的写法,往往齐楚有异,秦燕不同,地域性差别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竹帛、金石、货币、玺印、陶器等上面出现了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字体。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指出秦与东方六国文字上的差异。这时东方六国民间通行的文字中却别有一种简略急就的字体,如竹简、帛书、货币、玺印等上的文字,因简化、讹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字形奇诡,写法草率,严谨厚重的书风已不多见了,但东方六国的文字并没有超越商、西周以来的文字体系,而是一脉相承。东方六国的文字被称作六国古文,因容易与商、西周文字混淆,一般称为战国文字。东方六国文字品式多样,风格不一,有很高的艺术性。

  简册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尚书.多士篇》说周公曾对殷人讲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和春秋时期也应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发现,而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据记载在汉、晋时期就有简牍的发现。1941年以后在湖北随县和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近年来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和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秦木牍和秦简,使得小篆产生前的秦人书写的隶书墨迹展现于世。青川木牍和云梦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除了这些秦木牍和秦简之外,在战国文字中那些草率急就的字体和秦《高奴禾石权》中也已蕴含着隶书的因素。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帛书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盗掘出一件帛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是中国目前最早的帛书。帛书上绘有神怪图和写有900多字,是一种数术性质的书。春秋时期帛书就已经出现,《国语·越语》有“越王以册书帛”的话,可见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战国的竹简和帛书,都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金文更为简略。竹简、帛书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书法的重要资料。

  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二):秦汉书法

中国秦汉时代,汉字的变迁最为剧烈,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也随之大量产生。文字的变化和书法的成就,给以后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汉书法留存今天的墨迹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上的题字;其他实物资料有金属器铭文、石刻、砖瓦、漆器等遗文,这些都是研究秦汉书法的重要资料。

  秦代书法小篆是秦代的官方文字。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书同文字”。小篆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流传至今的秦代小篆作品,石刻有《泰山刻石》、《琅□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相传均为丞相李斯所书。《琅□台刻石》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残存10字,现在山东泰安,都是典型的秦代小篆书法。其他刻石都为后代摹刻,已失原貌。刻符有《阳陵虎符》,体势和刻石相同,圆润浑厚。秦代权、量、诏版刻的都是始皇和二世的诏书,文字也是小篆,但由于刀刻和受当时民间书风的影响,风格比较质朴,笔画多为方折,线条瘦硬,锋棱俏丽。秦陶量文字都是用刻好的小篆戳子在陶坯上捺印出来的,笔画圆厚,可以与石刻相媲美。

  秦代书法墨迹有帛书和简书。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文字大都属于隶书。但有的字仍保留篆书的结构,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字形有长方、正方、扁方等变化,笔画浑厚朴茂,结构方圆相辅,书法工整端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字有的是属于篆书,书写年代有的为秦代。这些墨迹大多比较工整,可资研究早期隶书的结构和用笔的特点。

  根据记载,秦代书法家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程邈等。李斯曾作《仓颉篇》,他取史籀大篆,创造小篆,对后代篆书影响很大。他的书法骨气丰韵,方圆妙绝。相传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石均由李斯书写。相传赵高曾作《爰历篇》、胡毋敬曾作《博学篇》,都对创造小篆作出一定的贡献。程邈曾对隶书的规范做过工作。

  汉代书法汉代通行的字体约有3种:篆书,用于刻石、刻符以及高级的官方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天子策命诸侯、柩铭、官铸铜器铭文、碑上题额、宫殿砖瓦文字等;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经籍的书写,如天子尺一诏书、一般的经书和碑刻等;草书,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永元器物簿》、武威的医药简、日忌、杂占诸简。其他一些文字如“古文”等应用范围较狭。

  篆书西汉碑刻篆书比较少,因丰碑大碣在西汉尚未兴起,留存今天的多是一些题刻,如《鲁北陛石题字》、《祝其卿坟坛》、《上谷府坟坛》、《郁平太尹冯君孺人墓画像题记》等。其篆书由秦代的圆转逐渐趋向方正。东汉立碑之风兴起,著名篆书碑刻有《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等。东汉碑刻篆书,书法结体茂密,体势方圆结合,用笔遒劲,与秦代刻石风格不同。《袁安碑》和《袁敞碑》,因出土较晚,笔画完好,书法宽博舒展,字体遒美。《祀三公山碑》体势略参隶意,结体方正,一反小篆圆转匀称的特点。汉代碑刻篆书最为丰富多采的是碑额,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仅风格多样,而且用笔也层出不穷,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如著名的《景君碑》、《韩仁铭》、《孔宙碑》、《孔彪碑》、《华山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尹宙碑》、《袁博碑》、《王舍人碑》等碑额,各具风貌,无一类同。

  汉代篆书另一丰富的宝库为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

  汉代砖瓦文字,大都是篆书,形体修长,富有装饰性,如《长乐未央方砖》、《单于和亲方砖》都是如此。瓦当文字随形书写,独具匠心,使篆书赋予浓重的装饰趣味。

  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甘肃敦煌出土的干支简、武威磨咀子汉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启信等,都为结构方正的篆书,用笔细瘦方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可以说是带有隶书意味的篆书。

  隶书隶书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木牍,其中很多字画已是隶书的体势和写法。隶书在秦代普遍流行于民间,它在民间经过不断地改正和完美,到汉代发展到最高阶段,成为汉代的主要字体。秦代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隶时期,西汉石刻除一部分是篆书,其余多为篆隶递变过程中的古隶,如《杨□卖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其结构已是隶书的体势,但笔画尚未见典型的波磔。隶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隶书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波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如河北定州40号汉墓西汉宣帝时期(前73~前79)的简书,青海大通县115号墓宣帝时期的简书,敦煌出土西汉天凤元年(前14)的木牍等,都是成熟时期的隶书。东汉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表现出蚕头燕尾波势的特色。在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隶书复杂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

  汉代简牍和帛书为隶书主要的墨迹。从已发现的汉简来看,工整谨严的隶书多见于先秦典籍和官方诏令。如居延出土的《尧典》残简,罗布泊出土的《论语》残简,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简,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简,甘谷出土的桓帝延嘉元年(158)《诏书律令》等,都是谨严工整的隶书。居延出土汉简,多为修筑边塞、屯田、置亭燧所遗屯戍文书,书写比较草率,似多不经意,而书写面貌也各不相同。

  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是东汉碑刻。东汉盛行立碑刻石的风气,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艺术品,碑的重要部分──碑文,要和碑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因此特别重视书法。东汉碑刻隶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字形比较方整,而法度严谨,波磔分明;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森严,有放纵不羁的趣味。

  前者又可分为两种风格: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刻的比较细腻,笔毫效果较明显,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笔画顿挫有致。如《史晨碑》,结体工整,风格浑厚典雅。《张景碑》,书体宽扁,风格秀雅。《华山碑》,点画俯仰有致,风格典雅华美(见彩图《华山碑》(部分东汉))。《孔宙碑》,讲究左右布势,用笔圆转,有篆书笔意。《尹宙碑》,笔画圆健,有楷书笔意。《朝侯小子残碑》,风格秀劲。《郑固碑》,结体内敛,横画左右开张。《熹平石经》,体势方整,笔画丰厚,风格端庄。属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韩仁铭》、《李孟初碑》、《阳嘉残碑》等。这一类中还有一种风格比较秀丽的,如《曹全碑》、《孔彪碑》等。

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较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有《鲜于璜碑》,用笔方折,气势雄强,严谨中又带有自然的姿致;《张迁碑》,体势方正,有骄横不可一世的气概;《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方折有力,气势非常雄强;《景君碑》,笔画平直方硬,直笔下垂如悬针,在汉代隶书中很有特色;《张寿碑》,字体遒劲方整;《衡方碑》,结体宽绰,笔画肥厚古拙;《西狭颂》,体势方整,笔画顿挫浑厚(见彩图《西狭颂》(部分东汉));《□阁颂》,书法方整,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用笔沉郁雄厚,风格古厚茂密。

  后者也可分为两种风格:书写草率随便,字形大小参差不一。

由于写在崖壁上,为不平整的石面所限制,所以随石书写,有自然不拘的效果。其代表碑刻有《三老忌日碑》、《马姜墓志》、《芗他君祠堂刻石》、《冯君阙》,以及各地出土的黄肠石。摩崖刻石,完全是依岩壁石势来书刻,所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纪》等都属于这一类。《礼器碑》是兼有上列两种风格的汉隶书,全碑细劲雄健,在端庄中略带秀丽。

  汉砖隶书,有一种刑徒墓砖,是记载服劳役的刑徒死后随葬的题记,文字都用刀随意刻成,和捺印的砖文不同。

  捺印文字比较方正古朴,而刑徒墓砖文字比较草率随意,书写和镌刻没有行格,笔画任意纵横错落,有一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可能是民间书法家或工匠所书刻。

  隶书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

  草书秦、汉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中的章草时期。汉代早期的草书,是隶书(古隶)的简易、急速的书写。这种草书可以从《神爵四年简》见其大概,这时期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阶段。

  东汉时期草书逐渐出现波磔,这时草书可以从武威出土的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可以殄灭诸反国”简、“北部侯长高□”简等见其大概。至曹魏、西晋,草书经过书法家的不断加工,形成有一定规律的草法,后代称这类草书为章草,以区别东晋盛行的今草。

  章草在东汉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书简牍外,如《急就章砖》、《公羊传砖》、《马君兴砖》,以及安徽亳州出土的曹氏墓砖,都是用章草书刻,可知东汉章草在民间相当流行。

  汉代著名书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梁鹄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曹喜是东汉章帝时人,记载说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著名,崔瑗、崔□曾学他的草书,后人并称崔杜。崔瑗善章草书,著有《草书势》。张芝擅长章草书,唐张怀□《书断》说他创今草,并称他为“草圣”。王次仲擅长隶书,《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蔡邕擅长篆隶,创飞白书,曾参加书写石经。师宜官善隶书。刘德□,记载说他创造行书,虽是草创,丰赡华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梁鹄善隶书,书法为曹操所欣赏。

  汉代有的书法家,名不显著,但见于碑刻,如郭香察书《华山碑》、仇靖书《西狭颂》、仇拂书《□阁颂》、纪伯允书《武斑碑》。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

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涌现出了众多著名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

  魏、西晋书法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著名的碑刻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黄初残碑》、《范式碑》、《王基残碑》、《三体石经》等。《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以表示碑文的尊严;碑刻笔画都是方棱的尖角,由于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揉造作,很少有生趣。其中少数如《黄初残碑》,风格比较端庄秀丽。除庄严的碑碣外,有一些是随意书写和镌刻的碑石,如《鲍寄神坐》、《鲍捐神坐》、《李苞开通阁道题名》等,风格类似简牍书法,有自然潇洒的意趣。正始时(240249)所立的《三体石经》,每字书写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北魏江式《论书表》认为是邯郸淳所书,这时期南方孙吴的碑刻和魏刻不同,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天发神谶碑》笔意在篆、隶之间,结体以圆驭方,势险局宽,下笔处如斩截,气势雄伟奇恣,是面貌独特的书法作品。《谷朗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笔画已去波挑,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禅国山碑》为篆书,笔法浑厚,结法与隶法有相通处,也是很有特色的篆书。

  西晋因禁止立碑,流传丰碑巨碣较少,著名碑刻《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阳神道阙》、《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等,都是工整的隶书。《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因出土较晚,字画清晰如新刻,可看到当时隶书的用笔面貌。

  西晋禁止立碑,墓志因此逐渐兴起,和南北朝的墓志不同,它实际是放在墓中的小型墓碑。西晋墓志著名的有《晋管洛墓志》、《成晃碑》、《贾充妻郭槐柩铭》、《左□墓志》、《荀岳及妻刘简训墓志》、《王浚妻华芳墓志》、《石□墓志》、《石定墓志》等,其书风和晋碑刻都是强调方棱挑法的隶书,其中《王浚妻华芳墓志》气势雄浑较有特色。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走向末路。这种定型化的隶书到魏、晋,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简约省便的楷书兴起,这样楷书取代隶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三国、两晋时期留存到今天的墨迹大都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绪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陆机写的《平复帖》。《平复帖》的字体属于章草,它和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很相似,虽然纸质疲敝,字有伤缺,但仍能看见用笔的挺健和朴拙的风格(见彩图《平复帖》(东晋))。西晋著名的写本有新疆出土的两种《三国志》写本残卷,书法在隶楷之间,捺笔滞重,有朴拙的风格。此外如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残卷,书写风格和《三国志》残卷相似。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曾发现一批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中,年号最早为魏景元四年(263),最晚为建兴十八年(330);木简有楷书、草书、章草、行书等,是研究魏晋书法的重要资料。

  魏晋著名的书法家有卫岘、锺繇、胡昭、韦诞、皇象、苏建、卫□、索靖、卫恒、陆机等。他们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传,锺繇有《荐季直表》、《贺捷表》、《墓田丙舍帖》、《力命表》、《宣示表》等,这些作品有的刻成单帖,有的收集在丛帖中。皇象有《急就章》,流传有松江刻本和其他刻本。索靖的《月仪帖》、《载妖帖》、《七月帖》,卫□有《顿首州民帖》等。宋代《淳化阁帖》、《大观帖》都收有魏晋书法家的作品。

  十六国书法留存到今天的碑刻不多,前秦有《邓大尉祠碑》、《苻氏广武将军□产碑》,北凉有《沮渠安固造像碑》、《佛说十二因缘经幢》,后秦有《辽东太守吕宪墓表》,后燕有《崔□墓志》等。除《邓大尉祠碑》为隶书外,其余都是隶楷过渡时期的楷书。《苻氏广武将军□产碑》书法奇恣,用笔随意挥洒,极富变化,丰韵朴拙,为十六国时最著名的碑刻。《沮渠安固造像碑》为沮渠安固在高昌所立,原石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后被盗运到德国柏林。沮渠氏是匈奴后裔,汉末定居甘肃西北,称为甘水胡。此碑字和十六国时写经相似,用笔带有隶意,是隶楷递变时期的书体。

  十六国写经有年号可考的有:前秦甘露元年(359)的《譬喻经第三十出地狱品》、西凉建初七年(411)的《妙法莲花经》、北凉永平七年(449)的《持世经题记》、承平十五年的《佛说菩萨藏经第一》等。前秦写经带有西晋写本的痕迹,其横画起笔用尖锋,收笔重按,捺笔滞重。北凉写经书法已有明显的变化,起笔已有顿挫,收笔出现回锋,书风趋向清隽庄茂,已无前秦那种朴拙的气味。前凉《李柏文书》是惟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迹。李柏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文书在新疆出土,共有三纸,似修改时的3次手稿。文书的书法有笔画带有隶书的笔意,但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因此,文书的出土,对研究行书发展的历史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东晋书法东晋碑刻传世很少,仅有《爨宝子碑》、《枳杨阳神道阙》、《好大王碑》、《司马芳残碑》等数种。《爨宝子碑》是著名的晋碑,书体介于隶楷之间,碑字大小错落,笔画多为方笔写成,横画收笔处有挑脚,但体势已具楷书的特点,风格朴厚古茂。《好大王碑》字形方正,笔画平直,书体间杂篆法。《司马芳残碑》笔画结体奇正相生,有的笔法虽带隶意,但已是浓重的楷书特点。东晋墓志近年出土较多,如《谢□墓志》、《王兴之墓志》、《颜谦妻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夏金虎墓志》等。这些墓志的书法,有的方折凝重,笔画如斩钉截铁;有的镌刻比较随意草率,也有的是隶书。

  流传至今的墨迹大都是勾摹本和临摹本,其中以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迹比较多。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王方庆家藏王氏一门书迹勾摹的《万岁通天帖》,其中有王羲之的《姨母帖》和《初月帖》、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王荟的《疖肿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羲之墨迹的勾摹本还有:《寒切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孔侍中帖》、《上虞帖》、《都下帖》、《七月帖》、《大道帖》、《游目帖》、《行穰帖》、《此事帖》、《兰亭序》等。王献之的墨迹及其勾摹本有:《鸭头丸帖》(见彩图《鸭头丸帖》(东晋))、《地黄汤帖》、《中秋帖》等。东晋书法家墨迹流传至今比较可靠的有王□《伯远帖》,此帖北宋《宣和书谱》著录,流传有绪,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外有晋人书《曹娥诔辞卷》,藏辽宁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东晋升平十二年(368)款和咸安三年(373)款《法句经》。东晋书法最盛,书法家亦比较多,当时门阀大家都以书法世代相传,如庾、郗、王、谢等大家族,父子祖孙以书法著名不在少数。其中如王导、王洽、王□、王荟、王徽之、王□、庾亮、庾怿、庾翼、郗鉴、郗□、郗昙、谢尚、谢安、恒玄、杨羲等,都是著名书法家。其中有些书法家的作品有刻帖流传。

  南朝书法南朝宋、齐、梁、陈是楷书盛行时期。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楷书书写。南朝著名的碑刻有:宋《爨龙颜碑》,齐《刘觊买地券》、《吴郡造维卫尊佛题记》,梁《□鹤铭》、《天监石井栏题记》、《太祖文皇帝神道阙》、《始兴忠武王萧□碑》,陈《新罗真兴王定界残碑》等。其中以《爨龙颜碑》、《瘗鹤铭》、《始兴忠武王萧□碑》为最著名。《爨龙颜碑》楷书,带有隶意,笔势方折雄劲而又具飞动之势。《瘗鹤铭》刻在江苏省镇江市焦山崖壁上,后堕入江中,因刻在摩崖上,随山刻石极为自然,书法潇洒而有法度,字画厚重笔势飞动,其中间杂行书,笔法方圆并用,圆处圆转流利,方处不显得呆滞,严谨有法度,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见彩图《□鹤铭》(部分南朝·梁))。《始兴忠武王萧□碑》为贝义渊所书写,书法雄劲峻美,与北朝碑刻的雄劲似同而实异。

  南朝墓志有:宋《刘怀民墓志》、《明昙□墓志》,齐《吕超墓志》、《刘岱墓志》,梁《桂阳王萧融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永阳昭王萧敷墓志》、《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陈《前锋将军卫和墓志》等。这些墓志上的书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楷书。刘宋墓志比较方正,《刘怀民墓志》与《爨龙颜碑》接近。齐和梁婉转秀丽,《刘岱墓志》、《永阳昭王萧敷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在秀丽中又有一种静穆典雅、疏放妍妙的风格,可代表南朝书风的转变。

  南朝书法家比较多,墨迹流传至今天的有: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得柏酒帖》、《尊体安和帖》、《郭桂阳帖》,王志《一日无申帖》等,都收在唐摹本《万岁通天帖》中。

  南朝写经流传今天的多为齐梁间经生所写,如齐永明元年(483)《佛说欢喜普贤经》,梁天监五年(506)《大般涅□经》、普通四年(523)《华严经卷》、大同元年(535)《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都是端庄流丽的楷书,其结体、用笔和晋写经有明显不同,结体茂密,笔法妍美,姿致顿挫,其秀劲笔法、严整结体,已开隋、唐写经的先河。

  南朝著名书法家有羊欣、孔琳、萧思话、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

  北朝书法北朝指当时在中国北方相继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政权,其碑刻书法比南朝要丰富多采,北魏初期书法方劲古拙,仍保留部分隶书笔画,如《太武帝东巡碑》、《大代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都属于风格雄强一类。《中岳嵩高灵庙碑》雄强而奇古,笔画方棱,结构富于变化,此碑碑阴书法峻整,为近代书法家所重视。493年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汉化达到高潮,书风也随着起了变化。北魏搜罗各地文学、艺术之士,集中洛阳,洛阳一时成为北方文化中心。北魏帝王提倡佛教,开窟造像之风大兴,因此造像碑亦大为兴起。这些造像、造像碑大都有题记,书法艺术遗迹保留至今的也非常丰富,著名的龙门石窟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宝库。龙门石窟书法以《牛橛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等最著名。其书法结体紧劲,风格雄强,可以代表太和间雄伟浑厚的书风。后世选择龙门造像题记有“龙门四品”,“龙门廿品”等名目。《始平公造像记》为方格阳文,结构绵密而有韵味。《牛橛造像记》端方峻整,紧劲之中而又开张舒展。《杨大眼造像记》浑厚生动,兼有茂密雄强之势。太和间著名碑刻有《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晖福寺碑》等。太和以后书法风格更为丰富多采,丰碑巨碣亦同时兴起,著名碑刻有《高庆碑》、《霍扬碑》、《南石窟寺碑》、《杨□碑》、《贾思伯碑》、《张猛龙碑》、《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刘根造像记》、《刘平周造像记》、《姚伯多造像记》、《曹望□等造像记》、《皇甫度造石窟寺碑》、《元景造像记》等。东魏承接北魏书风,著名碑刻有《敬使君显□碑》、《高盛碑》、《高翻碑》、《凝禅寺三级浮图碑》、《李仲璇修孔庙碑》、《高归彦造像记》、《杜文雍等人造像记》、《五百人造像记》等。北齐碑刻多用隶书,著名碑刻有《唐邕写经碑》、《郑述祖修孔庙碑》、《高肃碑》、《文殊般若经碑》、《马天祥等造像记》、《姜纂造像记》、《王感孝颂》等。北周碑刻有《曹恪碑》、《西岳华山神庙碑》(赵文渊书)《张僧妙碑》等。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和东魏为最精,风格多样,有如百花争艳,使人应接不暇。北朝碑刻书风大体可分雄强、秀丽两类。前者以《张猛龙碑》为代表,其书法雄强奇肆,结构严谨,能在方劲中表现出纵逸的韵味,而在严整中时出险峭之笔,富于变化(见彩图《张孟龙碑》(部分北魏))。碑阴书法恣肆不拘,与碑阳相互辉映,为北魏碑刻书法之精品。后者以《敬使君碑》为代表,用笔侧微细巧,书法清婉秀劲。北朝摩崖碑刻,著名的有北魏《石门铭》、《郑羲上碑》、《郑羲下碑》、《论经书诗》等,北齐《泰山金刚经》、《徂徕山刻经》、《天柱山铭》等。因山凿石,书写常随石势而成;又因石质不同,镌刻也有所不同。《石门铭》书法超逸疏宕,其笔势长而飞动(见彩图《石门铭》(部分北魏))。山东掖县云峰山诸石刻,多为北魏郑道昭和北齐郑述祖所书写。其中《郑羲下碑》结字宽博,用笔方圆结合,圆劲中有篆隶遗韵,为魏碑之精品。《泰山金刚经》为隶书之变体,因长期风化剥蚀,渐去棱角,呈圆浑之笔画,故时出奇态。

  北朝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其书法也极为多样。志石因体积较小,石质精细,书写便利,可以发挥书法的用笔特色,而镌刻细腻能表达笔画之变化,由于长期埋在墓中,很少损伤,是古代书法的重要资料。

  北魏墓志书法风格约有数种,《元简墓志》、《元羽墓志》、《元诠墓志》、《元显□墓志》、《元珍墓志》、《常季繁墓志》、《司马显姿墓志》等为一体势,结体稍斜,用笔工整秀丽,点画俯仰,已纯属成熟的楷法。《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从属这一类,《刁遵墓志》雍容浑厚,用笔凝练,为上列墓志所不及;《崔敬邕墓志》由于刻法变化,用刀有粗细深浅不同,故产生纵横使转不为法度所拘的特殊趣味。《司马□墓志》、《张黑女墓志》为一类,结体扁平,用笔似多侧锋,有端庄秀丽的趣味。《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皇甫□墓志》、《刘玉墓志》、《李璧墓志》、《李超墓志》、《鞠彦云墓志》、《吴高黎墓志》等面貌各不相同,大抵由于刀法不同而形成的。北魏以后墓志书体渐趋疏宕平整,北魏茂密浑厚的书风已渐趋泯灭,如东魏之《高湛墓志》、《刘懿墓志》、《王僧墓志》,北齐之《崔□墓志》都是这类书风的代表。

  北朝写经保留到今天的比较多,大都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其书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北京图书馆藏北魏延昌二年(531)《华严经卷》卷八,故宫博物院藏延昌二年《华严经》卷四十一(此卷末署“敦煌镇经生曹法寿所写”),北京图书馆藏北周天和元年(566)《大般涅□经》卷九等。大抵北魏写经用笔沉着,风格纯朴,笔画顿挫明显,虽保留一些隶意,但已是纯粹楷书,到北周渐趋工整秀逸,已向隋唐书风过渡。

  北魏初期崔、卢两家族多以书法著名,其中以崔浩成就最大,北魏书法多受他们影响,稍后有郑道昭。北周有赵文渊。名不载于史籍而有碑刻传于世的有朱义章、萧显庆、王远、王长孺等。

  书法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也得到繁荣和发展。中国书法经过两汉、魏、晋的发展,各种书体都已成熟。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要寻绎其发展历史,便有书体渊流派的探索和讨论。又因书法家蜂起,而各有擅长,要收藏品第,便有书法家名录和品评一类的著作。此外,书法技巧的研究,也较两汉时期为广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著作主要有: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古今文字志目》、王僧虔《论书》、虞□《论书表》、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与陶隐居论书启》、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江式《论书表》等。


(四):隋唐书法

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繁盛的时期。

  隋代书法隋代立国时间较短,书法虽臻于南北融合,但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仅为唐代书法起了先导作用。隋书法家有僧人智永曾用30年时间,书写《真草千字文》800,分送浙东各寺院。其书法传王羲之法而有所变化,平正和美,体兼众妙。有石刻《真草千字文》传世,流传日本的《真草千字文》墨迹,亦传为智永所书。另一位书法家为丁道护,传世书法作品有《启法寺碑》,现原碑已佚,仅有一拓本流传。

  隋代碑刻和墓志书法流传较多。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精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隋代著名的碑刻有:《龙藏寺碑》、《曹植碑》、《贺若谊碑》、《孟显达碑》、《宁□碑》和《董美人墓志》、《苏孝慈墓志》、《元公墓志》和《元公妻姬氏墓志》等。这些碑刻和墓志,结体或斜画竖结,或平画宽结;风神或浑厚圆劲,或秀朗细挺;都能符合变化,自成面貌。

  唐代书法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

  初唐唐初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唐初书法家的代表是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3人。欧阳询的书法,法度严谨,雄深雅健,以险峭取胜。代表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君碑》、《房彦谦碑》等,墨迹有《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等。虞世南,曾受业于隋代智永,被认为是王羲之的正统传派。其书法沉粹安详,不露锋芒,笔力坚实,外柔内刚。代表作品为《孔子庙堂碑》。褚遂良在唐初三家中是后起之秀,字清劲秀颖又内含筋骨,在笔法上有新的创造。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碑》、《房玄龄碑》等。另有薛稷,师法褚遂良,曾同欧、虞、褚并称初唐四家,作品有《信行禅师碑》等。与薛稷风格相近的薛曜,作品有《封祀坛碑》、《秋日宴石淙序》、《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等。唐太宗李世民在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上都颇有建树,其书法学王羲之,首创以行草书入碑,有《晋祠铭》、《温泉铭》等传世。他在理论上主张学书法应学其骨力,并亲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称其书尽善尽美,古今第一,还以重金收购其书法墨迹。因此上行下效,研习王书成为一时风尚。唐高宗李治亦善书法,作品有《李□碑》、《纪功颂》、《万年宫铭》等。

  稍晚的重要书法家有孙过庭和李邕。孙过庭善草书,师法王羲之、王献之,工于用笔。其书法俊拔刚健,被认为是二王草书典型传派,传世墨迹有《书谱》。李邕是一位才华横溢和多产的书法家,多以行书入碑。书法瘦劲厚重,纵逸通达,作品有《麓山寺碑》、《云麾将军李秀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等。

  这个时期的书法家还有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传父法而有变通,矩□森严,意态飘逸,略少含蓄,作品有《道因碑》、《泉男生墓志》等。贺知章善草书,有落笔龙蛇之喻,传世作品有草书《孝经》。陆柬之为虞世南的外甥,书法学虞世南,传世作品有墨迹《文赋》。另如赵模《高士廉茔兆记》、王行满《韩仲良碑》、敬客《王居士砖塔铭》、王知敬《卫景武公李靖碑》等一大批书法家及其作品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唐·李邕:《云麾将军李思训碑》

  盛唐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书法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

  张旭,人称张颠,创狂草,有草圣之称。唐玄宗时,以李白的诗、裴□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号为三绝。其草书千变万化而不离规矩。他又能写极严谨的楷书,其《郎官石柱记序》被认为唐人正书无出其右。怀素与张旭合称“颠张狂素”。怀素从颜真卿、邬彤处得张旭笔法。其字如惊蛇走虺,张雨狂风。有《自叙》、《苦笋帖》、《食鱼》等墨迹传世。颜真卿是一位勇于革新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多用中锋,结体丰茂,庄重奇伟,称颜体。他遗留的碑刻最多,且极富变化。如《多宝塔碑》结字匀稳,秀媚多姿;《宋广平碑》丰润圆挺,宽博疏朗;《颜勤礼碑》风神饱满,用笔奇伟;《中兴颂》宏博浑厚,意兴飞扬;《颜家庙碑》庄重遒劲,大书深刻;《麻姑仙坛记》秀颇超举,神采舒和。其草稿《与郭仆射书》和《祭侄季明文》则顿挫郁屈,纵横磅礴,成为书法中的楷模。徐浩工楷隶,其作品有《朱巨川告身》、《不空和尚碑》、《大证禅师碑》等。柳公权是继颜真卿之后的重要书法家。人称颜筋柳骨。其字遒劲圆润,楷法精严。传世碑刻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功德碑》等。这时期著名书法家还有锺绍京,作品有《灵飞经》;苏灵芝,作品有《田仁畹德政碑》、《易州铁像颂》等。

  唐代篆、隶书亦颇兴盛。篆书成就最高的当推李阳冰。颜真卿书碑,多由他篆额,世谓联璧之美。他初学《峄山碑》,后变化开合,劲利豪爽,自成一家。作品有《三坟记》、《般若台题名》、《谦卦碑》等。其他擅长篆书者还有王遒、李灵省、瞿会问、袁滋、唐玄度等。隶书名手更多。唐玄宗以善隶著称,所书《石台孝经》、《纪泰山铭》等影响很大。时以韩择木、史维则、蔡有邻、李潮并称隶书四家。韩择木有《叶慧明碑》,史维则有《大智禅师碑》,蔡有邻有《庞履温碑》。其他善隶者还有卢藏用、梁□卿、刘□、顾诫奢、窦泉、韩秀荣兄弟等。

  晚唐这一时期,唐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一些书法家,如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隶书都为后世所称道。

  唐代的书法作品除上面所述著名书法家墨迹、碑刻外,还有许多不知名作家所书写的大量墓志和经生所写的佛教经卷,都是重要的书法资料。唐代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孙过庭的《书谱序》不仅是一篇优秀的草书精品,也是一篇文思绵密、词简意赅的书法理论著作。该序从溯源流、辨书体、评古迹、述笔法、诫学者、伤知音等6个方面对书法的奥义进行了全面论述,被后人视为准则,影响甚大。张怀□的《书仪》、《书断》等亦多真知灼见。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则是第1部古代书法理论的总集,收罗广博,选择精审,对后世书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宋代书法

中国古人将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称为帖,书写在竹、木上的字迹称为简牍。造纸术发明后,纸与丝织品并用于书札,凡是小件篇幅的书迹,都称帖。宋代,汇集历代名家书法墨迹刻在石或木板上并拓成墨本的亦称为帖。因为这些墨迹是学习书法的范本,所以又称为法帖。汇集数家书迹的,称为丛帖、汇帖或集帖。

  中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刻帖──《淳化阁帖》,刻于淳化三年(992),是太宗命王著等摹集镌刻的。以后辗转摹刻者渐多,刻帖之风渐趋兴盛。著名的《绛帖》、《大观帖》等大都以《淳化阁帖》为基础,稍加增减、调整。当时刻帖并不限于宫廷内府,地方官署和私人也都摹刻。在刻帖的形式上也比较多样,除刻历代各家综合的丛帖外,还出现了摹刻一朝一代书法家墨迹的断代法帖,和专门集摹一家的个人法帖。

  前者著名的有《凤墅帖》等,后者有《忠义堂帖》等。还有以自家所藏墨迹和拓本摹刻上石的,如《宝晋斋帖》、《群玉堂帖》、《越州石氏博古堂帖》等。

  《淳化阁帖》10卷,原无帖名。因刻于淳化年间,并藏于秘阁,故名。每卷首分别标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一”、“历代名臣法帖第二”、“诸家古法帖第五”、“法帖第六,王羲之书”、“法帖第九,晋王献之书”等。

  此帖共收入唐代以前历代名人及帝王法帖100余家、400余种。此帖在采择上虽有缺点并杂有伪迹,标名亦有错误,但古人书法因此得以流传。《淳化阁帖》原石已不存,拓本多为翻刻。《淳化阁帖》中收的汉章帝书法

  《绛帖》潘师旦以《淳化阁帖》为底本,重为增删刻成,共计20卷。因刻于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故名。当时以为《淳化阁帖》是官本法帖,不易见,因而以《绛帖》为最佳。相传潘氏死后,其两子各分得10卷。长子因负欠官钱,所得前10,被没收入公库,绛州官署补刻后10卷,并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上、登、封、书”20字,以识其第次,名为公库本。次子补刻前10卷,名为私家本。

  金代高汝砺据公库本重刻,称为新绛本。元、明间又有伪刻12卷行世。《绛帖》原石拓本传世极少,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冯铨凑集的20卷本,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新绛本2卷。

  《潭帖》亦称《长沙帖》,庆历间刘沅帅潭州(今长沙),命僧希白摹刻,共10卷。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增入王羲之《霜寒帖》、《十七帖》以及王□、颜真卿等帖,因刻于潭州故名。此帖摹勒很精,与《绛帖》齐名,原石毁于建炎年间,伪刻很多。

  《大观帖》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因《淳化阁帖》板已断裂,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更定第次,稍加厘订,重为摹勒上石,亦为10卷,标题皆为蔡京手书。因刻于大观年间而名。《大观帖》,又因与《秘阁续帖》、《孙过庭书谱》、《贞观十七帖》同刻于内府太清楼,所以又共称为《太清楼帖》。当时正值北宋经济繁荣时期,百工技艺均极纯熟,徽宗本人又精通书画,对刻手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此帖不仅纠正了《淳化阁帖》在编次、标题中的许多错误,而且摹勒精细准确,刻工精良,为历来书法家所重视。但刻成后不久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沦陷,帖石流入金国,原石拓本极少,现已无全帙。故宫博物院藏有第246810等卷;南京大学藏第6卷;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第7卷。此帖明代有翻刻本。《大观帖》中收的王羲之书法

  《汝帖》王□辑,大观三年刻于汝州,故名,共12卷。因编辑谬陋,内容庞杂,而多伪迹,后世多不重视。

  《宝晋斋法帖》咸淳四年(1268)曹之格刻晋、宋各家书迹,共10卷,末刻“右曹氏家藏真迹”正书7字。宝晋斋原是米芾居室名,因米芾藏有王羲之父子和谢安的墨迹及顾恺之画多种,名其居为宝晋斋。崇宁三年(1104),米芾任无为军时,将其所藏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和王献之《十二月帖》摹刻上石,名为《宝晋斋法帖》,后毁于火。葛祜之任无为军时,据火前拓本重刻此3,为《宝晋斋法帖》第2代刻本,后又毁。曹之格任无为军通判时,搜集旧石并重新摹刻,除原三石外又增加曹氏家藏的晋人法书和米氏父子墨迹,增补为10卷。首卷拓原三帖残石,这是《宝晋斋法帖》第3代刻本。此刻有拓本传世,现藏上海博物馆。另外标题《宝晋斋法帖》的,有10卷本,有20卷本,30卷本,内容与原刻大有出入,为明代以来所刻。

  《群玉堂帖》原名《阅古堂帖》,韩□胄辑家藏宋代帝王及晋王羲之至当时名人墨迹,共10卷。由其门客向若水编次,摹勒上石。向若水精于鉴赏,擅长刻帖,所以此帖摹刻精善。开禧年间,韩□胄被诛,其帖没收入内府。嘉定年间改为今名,拓本流传极少,明代已无全帙。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残本数卷。《群玉堂帖》中收的米□书法

  《博古堂帖》绍兴年间,新昌(今浙江省新昌县)石邦哲辑刻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自周穆王《吉日癸巳》至唐代白居易《诗简》计27种,陈思《宝刻丛编》著录。此帖选刻俱佳,后世评论晋、唐小楷,多以越州石氏诸刻为标准。原石早佚,拓本可信的很少。

  《淳熙秘阁续帖》淳熙十二年(1185)以内府自南渡后续得墨迹摹勒上石,共计10卷。此帖宋亡后毁灭无存,流传绝少。

  此外,宋刻法帖流传至今的残帖有:《姑熟帖》,约刻于淳熙五年至十六年;《郁孤台法帖》,绍定元年(1228)南城(今山东省费县)聂子述摹勒;《凤墅法帖》,嘉熙、淳□(12371252)年间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曾宏父摹刻,内容为宋人书迹;《忠义堂帖》,嘉定八年(1215)永春(今福建省永春县)留元刚刻石,均为唐代颜真卿书迹,共10卷,嘉定十年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嵘续刻1卷;《东坡苏公帖》,乾道四年(1168)玉山(今江西省玉山县)汪应辰集刻,均为苏轼书。


 

(六):五代、宋、辽、金书法

中国五代、宋、辽、金,是中国书法史上继晋、唐之后的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

  五代十国书法这一时期,朝代频繁更替,战乱不已,人们有一种不安的心绪,再加唐人已把书法上的法度发展到相当完善的境地,于是书法家们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意趣的轨道,在这方面取得高度成就的是杨凝式。

  杨凝式,擅长楷、行、草书,具有奇险、雄杰的风格。他师法唐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诸人,并按唐代书法发展的脉络上溯魏晋书法。他以破方为圆、削繁成简的办法,打破唐人的森严法度,兼融楷、行、草书与篆、隶二体的结构和笔法,创造出一种楷兼行、行兼草、并暗寓篆、隶遗意的新貌。从而使他的书法比较接近魏晋的书风。宋代书法家在他的基础上,演化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尚意书风。

  偏处于江南的南唐和川蜀的西蜀,都曾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条件优于中原。南唐后主李煜,亦擅长书法,相传他能以战笔作书,笔画屈曲,谓之金错刀。又传说他写大字不用笔,卷帛代笔书写,称撮襟书。西蜀的贯休,俗姓姜,工草书,号称姜体。

  宋代书法宋朝(9601279)是一个软弱的王朝,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北宋初期的书法仍然沿续唐代余波,仿颜体的有李建中、杜绶、欧阳修、蔡襄等;学张旭、怀素草书的有苏舜钦、杜衍等;学李阳冰等小篆的有徐铉、徐锴、郭忠恕、释梦英等。他们构成了北宋书坛的主体,虽都得自唐代,但已变唐人书法的深雄气魄为雍容端丽。在这些书法家当中,最享盛名者为李建中和蔡襄两人。

  李建中擅长楷、行、篆、隶书。其楷、行书师法颜真卿,但无颜体的丰肥朴拙,而是肥而能秀、拙中见巧。蔡襄工楷、行、草书,得颜真卿书法的端庄稳健。表现为端而正丽、健而洒脱。李建中和蔡襄的书法是由唐至宋的转变期。

  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刻《淳化阁法帖》10卷,遂盛刻帖之风。此后官、私刻帖不断出现。著名的有《绛帖》、《汝帖》、《大观帖》等丛帖,以及唐、宋以来书法名迹的单帖。刻帖的出现,一方面为学习晋唐书法提供了楷模和范本;另一方面,也对行书的迅速发展和尚意书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李建中、蔡襄只是由唐至宋的过渡人物,真正确立宋代书风的是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三人。

  苏轼是书法尚意的倡导者。他的书法最初师王羲之《兰亭序》,中年以后转学颜真卿、徐浩、杨凝式。擅长行书,少数楷书作品也带有几分行书笔意。他的书法,兼得《兰亭序》的姿媚和颜真卿、徐浩书法的沉雄浑厚,杨凝式的险劲多变的艺术特点。他创造出用笔丰肥遒劲,字势内紧外疏,应手生变,婀娜多姿而又雄浑沉着的苏体。苏轼为了学习晋唐书法,下过很大功夫。凡作书便有千秋之想,绝不苟且。但他强调书初无意于佳,才能真正达到书法佳境。认为艺术创作要能渐老渐熟,由绚烂而归平淡;又认为写好字要有多方面修养,主张识浅、见狭、学不足,有此三者皆不能尽妙。

  黄庭坚早年师法宋代书法家周越;后得苏轼书法,乃得古人笔意;又得张旭、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他学习颜真卿、杨凝式的字,而于《瘗鹤铭》所得最多。黄庭坚的书法有中宫紧结、笔画向外四射和有意拉长的特点。他的艺术见解,有些与苏轼接近,特别强调笔法。他的书法,运笔沉着迟涩,形成一种神闲意散的艺术趣味。

  米芾的书法早年师法欧阳询、柳公权,中年上溯魏、晋、西汉,直至三代。家蓄古今法书名画甚多,临摹古人书法,可以乱真。多年追求字有古意,号称集古字。篆、隶、楷、行、草书俱能,以行书成就最高。米芾曾称自己的字为“刷字”。他能于疾书中做到用笔沉着,锋全势备。且擅长传势,字形跌宕多姿。他对唐人书法,特别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多有贬抑。

  历史上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宋四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原指蔡京,因蔡京名声不好,而改为蔡襄。在书法史上,蔡襄书艺的作用与苏、黄、米并不相同。苏、黄、米之间也不尽相同,大抵苏书尚意、黄书重韵、米书则以姿胜。但三者的艺术倾向亦有相通之处。

  北宋时期还有一些书法家,如薛绍彭,书法颇具功力;宋徽宗赵佶,创瘦金书,亦颇有影响。

  南宋高宗赵构耽于书画,其书法造诣颇深,理论上亦颇有见解。他早年学习黄庭坚、米芾,其后潜心王羲之、王献之,风格丰温淳厚,功力较深。南宋时期学习黄、米书法者很多,吴说、范成大、吴琚等是其佼佼者。当时一般文人的字亦颇可观,如陆游、朱熹等人都留下了为人喜爱的书法作品。

  南宋在书法上能别辟蹊径的则是张即之。他的书基本出自唐楷,尤善大字榜书。用笔斩钉截铁,风格方劲古拙,技法娴熟,能行止自如。但他的字定型较早,变化不多,创造性不大。

  辽金书法辽金是同宋并立的政权,它们不断地吸收汉文化,促进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书法上也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人物。吴激为米芾女婿,书法师米芾。米芾外甥王庭筠亦学米芾书法,颇得其神韵,是有影响的书法家。赵秉文亦长于书法,初师王庭筠,后转学苏轼,兼融苏、米艺术特点,又以刚劲雄健的风格,反映出北方民族粗犷、豪爽的性格。金章宗(完颜□),热衷于中原文物,也擅长书法,学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形模尽似,唯笔力稍弱。

(七):明清书法

在元末全国大起义中,明太祖推翻元朝统治,太祖擅书法,故当时虽书坛高手均有自家特色,但都不敢擅名。明成祖朱棣之后,诸皇帝多好书法,故明一代书法开始兴盛。明虽仍以晋唐法帖为宗,但与宋代帖学有所不同,内府和民间习书者多可见到前贤墨迹,当时草书盛行,有成就者颇多,诸家都能超越元代,出现了一批雄视当代的书法名家,也足以与晋唐书法家比肩。

  明初著名的书法家有:刘基、宋濂、宋克、宋广及沈度等。

  中叶有:吴中地区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及沈周、吴宽、唐寅、陈道复、陆师道等。吴中地区以外著名的书家还有:张弼、陆深、莫云卿、陈献章等,其中陈献章最具特色。

  明中叶以后称雄书坛的有四大家:董其昌、邢侗、米万钟、张瑞图。这四家董其昌影响最大。另明中叶以后还有一些有影响的书法家如:徐渭、王铎、傅山、朱耷等。

  明代及清初抒情的书法作品极其丰富,都因人而异,若取其精神,那么这些作品为现代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明代还有一重要的成就,就是明中叶后书法家专攻篆刻,故金石考据之学益盛,这不仅促进了书法的发展,也为清代碑学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公元1644年清灭明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清为巩固其统治,擢用汉人,扩大科举,沿袭旧典,对汉族文化艺术,多方提倡奖掖。书法方面,先是康熙好书法偏爱“董”,后是乾隆好书法独喜“赵”,加之当时士大夫纷纷效尤和“馆阁体的约束,清初书坛被一股妍弱的书风统治着。

  明末清初,金石篆刻之学开始复兴,而至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演愈烈,致使群儒钳口结舌,故文人士大夫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金石考据本为经史的考正与诠释,然两周金文、秦汉刻石、南北朝摩崖和唐朝碑版书法表现出的或古朴天真,或雄强纵逸,或浑厚遒劲的意趣的山野气息,使看腻了矫柔造作书法的士大夫们耳目为之一新,金石拓片遂成了书法临摹的范本,自此帖学渐衰,碑学崛起。清代碑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顺治至乾隆初年(16441736)为早期,乾隆至道光年间(17361850)为中期,咸丰至宣统年间(18511911)为晚期。

  早期碑学主要在民间展开,习碑者多是在野文人,取法秦汉碑刻,在篆隶上取得一定成绩,尤以隶书成绩最大。此时擅隶书者以郑、金农为最。此外不有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也从秦汉碑刻中获益颇多,也就是郑板桥。他以隶书入行楷,杂以草篆,间以画法,通篇章法如乱石铺街,大小错落,疏密相间,生意盎然。对当时流行的馆阁体无疑是一种最大的嘲弄。

  中期碑学更加丰富多彩,随着金石考据之学的发展,董、赵书风告退和唐碑书法兴起,为上溯六朝碑刻开通了道路。此时书坛上碑学名家辈出,楷、篆、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其中集碑学中篆隶之大成者,则公推邓石如。虽然中其碑学主要成就仍在篆隶方面,但是由于邓石如诸家学碑取得的巨大成就,使碑学一跃而至书法正统的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清代晚期书坛上又呈现出真草隶篆百花争妍、欣欣向荣的景象。期间的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吴让之、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吴昌硕、李瑞清、曾熙、康有为等人各以基独特的成就对海内外现代书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数千年书家们为现代提供了无数可供借鉴的艺术珍品和极宝贵的艺术思想,有选择地继承这些珍贵的财富,弘扬现代书法艺术,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书法作品并使之走向世界,这就是历史向现代有志于书法艺术的人们提出的使命。


书法简史-清代书法

概 述

  清代(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管在这个王朝的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简直就是封建社会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了。遥想起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清代的政治、经济自是无法相提并论。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清代早期书法 

  自明末以来,董其昌的书法被认为是二王嫡派,多受推崇。董其昌古淡萧散的书风固然在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你学来我学去,日子久了,董书被演绎得精巧妩媚、局狭寒俭,令人生厌。即在明末,一些有识见的书家如黄道周、倪元路便想跳出藩篱,不只走二王、董其昌的老路子。

  到了清初,康熙帝也崇尚董其昌,董书的身价一下子又高了许多,学董之风依然盛行。著名的书家有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等。而明王朝的遗民,却不随从学董的风尚。他们在继承明季书风的基础上,拓展了学习二王书法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倍受推崇。著名者推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

  王  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嵩渔等,河南孟津人。曾经官至明朝的礼部尚书,后来却投靠清廷,人品遂为人不齿。但王铎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行草书。尺幅都比较大,起笔时喜欢用浓墨,线条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们很难想象一件奔腾壮阔、酣畅淋漓的草书作品可以由冷静的理性来控制,然而王铎就是这样。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书相比,我们就能发现,王铎的过人之处在于纵而能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铎对章法、结构的处理表现出了他第一流的艺术自觉意识,他将元明以来以平正为主流的章法、结构模式加以改变,代之以欹侧。

《临古法帖》王铎

  傅山与八大山人则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与抗争意识的遗民,傅山是绝不食清禄的,八大山人更是与新王朝格格不入。

  傅  山(1606——1684),原名鼎臣,初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一说太原)人。他的草书以气势胜,恢宏壮美,宕逸浑脱。

  八大山人(朱耷 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江西南昌人。他的经历很奇特,先做和尚,后做道人。他早期的书法学董其昌,秀逸潇洒,晚年用笔圆劲,书写速度较慢,掺入了禅家的虚静境界和超脱精神,于沉雄浑沦中寓郁勃傲然之气。他的书法尤其寄寓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王朝的郁愤。

 

  针对当时又甜又熟的书风,傅山提出了他著名的美学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以力矫时弊。他振聋发聩的呐喊刺激了陈袭日久的书法审美定势,为后来碑学的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极其有力的支持。

  整个来看,清初的书法是明季的延续,承接了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帖学传统,故可称帖学期。

  此期亦有书名者还有郑1622——1693)、宋曹(十七世纪)、王澍(1668——1743)、沈荃(1624——1684)、汪士1658——1723)、等。其中郑的隶书很有特色,横画的波挑很显眼,秀丽多姿。宋曹的草书在当时很有名,但用笔,结构,和章法都趋于简单。

  宋曹(16201701)字彬臣,号射陵,自号耕海潜夫。大纵湖北宋状(今属盐都县)人。其著作传世的有《书法约文》`《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宋曹曾人明朝的"中书舍人",明亡之后,即隐居盐城南门外的汤村,筑"蔬坪园",借口供养老母,几次拒绝出任清朝官吏。清康熙元年(1662年),下诏举他为"山林隐逸",他以母老固辞。59岁时,清政府又以纂修明时,征举海内明儒,要举他为博学鸿词,他仍坚持不赴。一个曾是明朝官员新乐侯刘文炳的弟弟刘文召,在明亡之后,整天漂泊江湖。他就劝慰要奋发应回故乡去做事,他在心中写道:游山半载不如归,到处骊歌事事违, 纵有绨袍何足恋,莫将落魄与人看。 可见他崇尚气节的可贵。后来,两江总督于成龙特地迎请他到南京,纂修《江南通志》,他处于事业考虑,勉强应命,但完成后,坚持不列自己的姓名。晚年,他仍过着隐居的生活,以吟诗写字自娱。诗风以杜甫自诩,书必杜诗,以表示对清朝的不满。康熙四十年(1701年),病故与"蔬坪园",终年82岁。

  郑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以行医为业,终学不仕,工书。少时便立志习隶习,学汉碑达三十余年,为访河北,山东汉碑,倾尽家资。清方朔《曹全碑》跋:“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联扁大书,则又笔墨俱化为烟云矣。”他倡学汉碑,对后来汉碑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称:“作字最不可轻易,笔管到手,如控于钧弩,少驰则败矣。”其隶书飘逸虚灵,活脱洒丽。包世臣《艺舟双辑》将其隶书列为“逸品上”。后人称之为清代隶书第一人。

 

清代中期书法

 

  康熙帝崇尚董其昌,乾隆帝推举赵孟,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作为二王一路最重要继承者的赵、董,在二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渐渐走向平庸和刻板。而这种诠释又成为馆阁体的主要依托。

  所谓“馆阁体”,是指端正匀整的小楷,应用于科举时的考卷上。清初情况还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标举“乌光方”三字诀。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官样书体,唐时多类颜真卿体,宋时多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体,明时大多接近沈度的书体,但是都没有达到象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

  面对一味崇尚赵董的狭隘趣味和馆阁体的板刻僵化,当时在朝和在野的书家都进行了反拨。在朝书家以刘墉、翁方纲为代表,他们科举出身,受过馆阁体的“洗礼”,因此可称是从馆阁体内部杀将出来的。他们倡导对唐法的回归,反对光洁、方整的馆阁流弊。在野书家以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为代表,他们从汉代碑刻隶书中吸取营养,力图摆脱时风。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他的书法以行书著称,用笔浓厚,而内含骨力。人称“浓墨宰相”。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25年(1760年)探花,他的行书得力于董其昌、米芾,运笔柔润,意蕴婉美,喜用淡墨,人称“淡墨探花”。他们两人与翁方纲(1733——1818)、梁同书(1723——1815)并称为“清四家”。此时的帖学名家还有永1752——1823)、铁保(1752——1824)、钱1740——1795)等。

  此外,清代中期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金农(1687——1763)、 郑1693——1766)、李1686——1762)、高凤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黄慎(1687——1768年后)等人,其中,金农的隶书结体宽扁,用笔老辣,古拙之气溢于纸上。他的“漆书”更是雄绝一时。郑的书法揉多种书体于一炉,看似歪七扭八,毫无章法,但却有奇肆之气。高凤翰晚年用左手写字,别有趣味。黄慎的草书用笔率意粗犷。点多线少,是明末肆意书风的一种发展。

官方倡导馆阁体的根源,在于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纳天下之书于一格”(启功语)。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一方面笼络汉族官僚地主,网罗汉族宿儒学士,一方面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面对残酷的现实,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兴起考据之风,欲借研究经史唤起复兴民族之势。可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发严酷,文人动辄遭杀身之祸,而汉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考据之风逐渐走向纯学术研究,大批学者明哲保身,专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证经书、修正史籍。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咏史》)。

  出土的金石(包括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汉晋南北朝碑刻和各时代的墨书竹木简等)一方面成为考证的工具,一方面又成为学书的范本。这是碑学兴起的物质条件。这时候,邓石如首先开始了碑学实践。但邓作而不述,真正为碑学兴起提供了有力理论根据的是阮元、包世臣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将古代书法体系分为王羲之的帖学系统和北碑的碑刻系统,并主张学碑。由于阮元在当时学术界地位很高,所以他的理论影响极大,而对于当时厌倦帖学却苦于挣脱不开的清代书家来说,更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此后又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鼓吹扬碑抑帖,于是碑学兴起。此期著名书家首数邓石如、伊秉绶。

   邓石如(1743——1805)被推为“国朝第一书家”,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其篆书以李斯、李阳冰为基,参法隶意,是千百年来篆书的极大发展。

   伊秉绶(1754——1815)集隶书之大成,所作强化了纯粹的空间美感,削弱了用笔的节奏表现,书风古穆浑厚。

                 

清代晚期书法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其中有一已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何绍基(1799——1873) 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吴熙载(1799——1870) 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杨沂孙(1812——1881) 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张裕钊(1823——1894) 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赵之谦(1829——1884) 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杨守敬(1839——1915) 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吴昌硕(1844——1927) 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沈曾植(1850——1922) 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康有为(1858——1927) 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此外,翁同1830——1904)、吴大1835——1902)等亦有书名。